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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標準在翻譯理論中既復雜又難以把握，對翻譯中一些標準的理解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翻譯工作者對翻譯標準的討論似乎從未停止過，我認為它歸根到底是對翻譯的認識問題，而圍繞這些標準的爭論實際上是對翻譯的定義、性質、策略等方面進行分析與探討。
之所以人們對一些基本術語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是由于他們的視角、教育背景以及文化體系是千差萬別的，作為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習者，我們有必要對這些翻譯標準進行重新審視，使之能與我們的學習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緊密結合，便于對原汁原味的外國文學作品以及中譯本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對比。
一、直譯還是意譯
直譯和意譯兩種不同的譯法，英文是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圍繞著這兩種譯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1.直譯
直譯指的是在語言條件許可下，在譯文中不僅傳達原文的內容，還盡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辭風格及組句形式，“ A literal translation is one which follows the words of the original exact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meaning or style of the text”(不考慮文本整體意義或風格而照原文一字不差的字面譯法)，但我認為literal translation，并不完全是中國的“直譯”，按定義來看它和中國提出的“死譯”是更加對應一些的。
“死譯”是純粹的字字“忠實原文”，而直譯則更溫和一些，就像茅盾1922年在“直譯與死譯”一文中寫的：
“近來頗有人詬病直譯：他們不是說看不懂，就是說看起來很吃力，我們以為直譯的東西看起來較為吃力，或者有之，卻決不會看不懂，看不懂的譯文是死譯的文字，不是直譯的。”
但在看一些文學翻譯時即使是直譯我們也能大致了解譯者的意思，所以說基本一致的“直譯”和“死譯”的微妙區別就在與多數讀者是讀起來特別艱澀了，但從一般來講，反對直譯的人所反對的還是看不懂或看起來吃力的譯文。
2.意譯
意譯是指原文的有些內容與形式不宜用漢語直接表達，而是經過解析后以另外的形式表達出來，也就是說更著重于意思的翻譯，而不拘泥于表面文字。
“A free translation expresses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 words without being absolutely exact”，“free translation”實際上是針對“死譯”而言的。
在中國“直譯”是針對“意譯”而言的。
西方翻譯中除了“literal translation”就只有“lib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但是在中國有多種分類：死譯，直譯，意譯，胡譯，亂譯。
這似乎比國外的分類更具有囊括性和針對性。我們現在課堂上老師基本上還是大致的做一下直譯和意譯的對比研究。
3.直譯和意譯是不可分割的
在翻譯實踐中，直譯和意譯是不可分割的。很多人盲目追求直譯，想要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按原文的表面意思來翻譯，譯文會令人讀不懂。
什么時候用直譯，什么時候用意譯，沒有什么固定的原則。
一般來說，如果原文句型與目的語言的句法規律較接近，詞序也一致，本身意思又比較清楚，那么可以多用一些直譯。這樣就可以較便捷地得到意思準確、文字通順的譯文。
直譯和意譯是相對的概念，在很多情況下，界定不是特別清晰。
鄭海凌說過“譯即易，謂易換言語使相解也。”
我的理解是變通在翻譯中是要普遍運用的，絕對的“直譯”和“意譯”是沒有的，沒有“變通”的翻譯方法只能是“死譯”。
而我們做翻譯時最頭疼的問題也許就是怎么樣控制這種“變通”，在什么樣的范圍之內不是“直譯”而是“意譯”。
二、異化與歸化
異化和歸化并不是簡單的直譯和意譯。異化和歸化是一種策略(strategy)，是文化層面上的東西。
而直譯意譯是技巧和形式(skill，form)，是語言層面的。簡單地說，歸化異化是直譯和意譯概念的延伸，它們與政治、文化、哲學、詩學等密切相關，比直譯和意譯兩種翻譯方法多了兩個層面：
一是文本選擇(choosing foreign text)，因為文本選擇，語言形式的改變給讀者產生不同的影響和感覺；
二是在歸化異化手段下可以用邊緣原文翻譯正統話語，或者是正統原文翻譯邊緣話語，直譯和意譯卻只能遵從原文的語言形式，用文言文翻譯散文是異化的翻譯實踐，如果用直譯意譯的翻譯方法是無法判斷的，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歸化異化比直譯意譯更先進一些。
西方翻譯理論中的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歸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與我國學者提出的異化(source-oriented)和歸化(target-oriented)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異化翻譯是針對譯入語而言的，是原語對譯入語語言和文化的異化。歸化則是對原語的語言文化進行變通改造向譯入語靠攏。
1.異化
譯文應以源語和原作者為歸宿。
提到異化，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Venuti，他提出“其(反翻譯)目的是要發展一種翻譯理論和實踐，以抵御目的語文化占指導地位的趨勢，從而突出文本在語言和文化兩方面的差異”，他更樂意故意將論文弄的不通順，以達到使讀者接受外國文化的目的。
異化在翻譯方法上遷就外國語言特點，吸納外國文化。
我們常掛在口邊的“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這種概念性的異化似乎對讀者更具有一些說服力。
主張在譯文中保留原語文化的“異化派”提出如下的理由：
(1)有必要讓譯文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而且這也往往是讀者閱讀譯作的目的；
(2)譯者應相信讀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理解異國文化的特異之處；
(3)在目的語文化中移植進源語文化將會豐富目的語文化和目的語的語言表達方式；
(4)翻譯應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這也正是翻譯的主要的目的；
(5)譯文如果不能傳達源語世界的現象，就不能算是忠實于原作”。
2.歸化
譯文應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歸化的翻譯更具有譯入語的本土氣息，對于譯入語的讀者來講它更通順容易理解，而且可以避免多義或是歧義。
很多情況下原文和譯文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找不到對等一致，這時譯者往往會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可見歸化也是彌補語言差異的功臣。
現代西方最具影響的哲學家之一尼采(Nietzsche)就是歸化的擁護者，他在《愉快的知識》(The gay science)中認為“翻譯就是征服(Translation as conquest)”，他反對翻譯中的盲從、趨附，主張譯者“要放開手腳，不拘泥與原文。”
(1)翻譯是征服
A.譯者是創造性叛逆者。
翻譯者的反叛也在于說明譯事之不易，大凡翻譯，必有所逆，定有所失，提醒譯者謹小慎微，不可掉以輕心。除此之外，更意味著號召譯者沖破原語的束縛，發揮其主體性和創造性。
B.譯者的操縱者身份。
勒弗維爾認為，翻譯就是文化改寫，改寫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續，因而有巨大的力量，而改寫就是操縱。
翻譯是改寫文本的一種形式，是創造另一個文本形象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翻譯創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學和文化的現象。譯者做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自然就提升到操縱者的地位上。
C.譯者的征服者身份。
翻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產物。
譯者總是從國家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出發來處理翻譯中所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譯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態度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羅馬人就是征服者，想掠奪戰利品似的來利用和掠奪希臘的文化產品。譯者的身份是征服者，主體性作用發揮到極致。”
對于尼采的“翻譯即征服”我并不是十分認同，他的這種思想是在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可以說是歸化翻譯的一種極端表現，它強調和夸大了譯者的主觀臆造性。
而且大尺度的自由發揮在某種程度上會失去原文作品翻譯的意義。
(2)歸化的理由
主張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提出了如下的理由：
a.把原語的語言規范強加給目的語，一般來說是不現實的；同樣，試圖把源語文化的體系強加給目的語文化也是危險的。
因此，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還要克服文化的障礙；
b.因為翻譯就是交際，因此，譯者的任務就是盡量避免文化沖突；而文化沖突會導致各種形式的誤解。所以，譯者在把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中去時，要仔細權衡文化中思想意識的內涵；
c.如果譯文表達的內容和形式在譯文讀者對現實世界了解的知識范圍之內，讀者就能更好的理解譯文。
所以，要盡可能的將源語文化轉換成目的語文化。同時，譯者也是傳播者；在跨文化交際中，他要消除隔閡，把源語文化的意義傳遞給目的語文化的讀者；
d.譯者不應對讀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過高的要求，強求目的語文化的讀者理解源語文化作者的世界；譯者應盡可能是源語文化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語文化讀者的世界；
e.從交際的觀點看，在一種文化中有效的交際方式，在另一種文化中不一定就同樣有效。”
3.我國的歸化與異化
中國的翻譯源遠流長，異化和歸化之爭在20世紀三十年代最為激烈，魯迅、瞿秋白、陳西瀅都加入了爭論的行列。
當時白話文已經開始發展，異化翻譯客觀上豐富了漢語表達方式，促進了白話文的發展。
魯迅先生一直都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他認為異化能夠豐富漢語句法引進文化，提升漢語。
可是異化對中國的翻譯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在中學課本中我們不難發現，遇到“When”時，不論學生還是老師就一致翻譯成“當……的時候”，有的時候過度異化會造成我們的思維程式化，所以在句法結構方面如果還是一貫的堅持異化，就會出現一些弊端，誠如思果先生的一段話：“我最近才發現，我做的并不是翻譯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英文的‘帝國主義’；
我相信中國人寫了幾千年文章，說了幾萬年話，用不著跟別人學，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意，遇到說法不同的時候，我就不服氣，費力也要找出中文原來的表現法和字眼來，如此而已，倘使別人覺得英文的表現法新奇，他盡管采用好了，八年抗戰，中國軍民流血流汗，千辛萬苦，所為何來?如果一開始就投降，什么麻煩就都沒有了，如果我們對英文投降，不必研究什么翻譯……”
當然，思果的說法有些激進，但是在句法結構方面，我們翻譯外國作品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靈活一些，而不是程式化顯得生硬呢?
在文學翻譯方面，我個人還是很喜歡異化的，異化是提高中國文學翻譯水平的必由之徑，在運用異化的時候，我們不能有太濃的“翻譯腔”讓讀者不解，應盡可能地符合漢語的語言規范，譯文要通順。
異化和歸化的辯論將會一直存在并繼續，但是不論如何，譯入語的讀者能深入的了解原文作者的寫作意圖和要表達的思想是重要的，我們國家對外國的文化也越來越寬容，異化的翻譯也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不論我們在翻譯實踐中采取哪種策略，由于歸異在我們的文化中起著不能替代的作用，所以一直共存，平分秋色。
三、功能對等與形式對應
功能對等和形式對應是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Nida)逐漸完善起來的一對術語。
功能對等理論是從八十年代傳入我國的，奈達從《圣經》翻譯提出了功能對等即讀者同等反應論。
1.功能對等
作為世界知名的語言學家，奈達在1964年《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了“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形式對應”(Formal equivalence)， 1969年，在與查爾斯•泰伯合寫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奈達將“動態對等”換了說法，叫“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在1993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版的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語言、文化、翻譯》)他又談到了“效果對等”：“翻譯意味著交流，它取決于聽譯文或看譯文的人能了解到些什么。
判斷譯文的優劣不能停留在有否對應的詞義、語法結構和修辭手段，重要的是接觸譯文的人有何種程度的正確理解。
所以，談效果對等最根本的是必須比較接觸原文的人怎樣理解原文，接觸譯文的人怎樣理解譯文。”(Nida，1993)也就是說譯語接受者對譯語中信息的反應，應與原語接受者對原語中的信息的反應基本相同。
簡言之，原文讀者讀原文所取得的心理反應和譯文讀者讀譯文的心理反應相似。而譯語讀者對譯作的反應是檢驗翻譯質量的唯一標準。
2.形式對應
奈達對形式對應的定義前后是有差別的，他先是認為這種譯法可以在可能的范圍內找到最接近原文的對等成分。
后來有認為在形式對應的翻譯中形式得到了保留，而意義卻會喪失或是得到扭曲。
所以，奈達眼中的“形式對應”就是“死譯”了。正象申丹提出的“形式對等的翻譯基本上是以源語為中心的，他以最大限度地顯示原文中的形式與內容為目的。它努力再現多種形式因素，包括：
(1)語法單位，
(2)詞的用法上的一致性，
(3)源語語境中的意思。
再現語法單位這點可以表現為：
(a)用名詞翻譯名詞，用動詞來翻譯動詞等等；
(b)保留所有短語和句子的完整性(不打亂也不重新調整句法單位)；
(c)保留所有形式上的標記，例如標點符號、分段符號及詩歌中的縮格等。”
功能對等與形式對應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判斷譯文好壞的標準由原來的原作變成了譯做讀者的心理反應。這種改變是巨大的，因為原作是客觀的，原作者的心理反應會帶有主觀色彩。由于原作和譯作讀者的多樣性，必然就有反應的多樣性。
所以讀者的反應千差萬別，我們是以哪一個為標準呢?大體上看，用功能對等原則譯出的句子符合譯入語行文的習慣，沒有翻譯腔，一看就懂，但有可能漏掉或歪曲原文的信息。
形式對等則要求在語言的形式上譯文和原文保持機械的對應。形式對等過于死板，缺少靈活性。我們在翻譯中二者必須辯證地結合起來。
通過對翻譯中三種標準的再回顧，功能對等與形式對應，直譯與意譯，異化與歸化的討論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系，只是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不很一樣，它們的爭論必將長期存在并豐富發展。
在翻譯的實踐中我們應該辨證的處理這些標準，力爭翻譯出更優秀的文學作品來。
摘自網絡
